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方涛 刘玉涵 蒋文俐
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灵感富矿，还是作家们终须审视与超越的写作藩篱？在不断流动、迁徙、变化的当下，我们对地域文化又当有怎样的反思？
11月9日，著名作家叶兆言、哲贵、张楚、葛亮齐聚首届西湖文学周，围绕着“地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”展开了精彩对谈，本场活动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主持。
活动现场
理解地域：在好与坏、虚与实、常与异之间
当现代交通的便利不断抹平差异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似乎正面临被稀释的危机。在翟业军看来，近年来文坛涌现的“东北文艺复兴”“新南方写作”“文学新浙派”等现象，正是对同质化的一种抵抗，也是对文化根脉的深切呼唤，而深耕于不同地域的四位作家，也从各自的创作实践出发，给出了理解地域文化的路径。
书写南京数十载，叶兆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审视。他将地域文化幽默地比喻为“土特产”，并坦言：“我一直在警惕自己不要搞成卖土特产的。”在他看来，无论是“传统”还是“创新”，其核心都在于找到“好东西”。他以南京美食为例做了生动阐释：“大家提到南京，一定会想到鸭血粉丝汤，但在我的青年时代，南京只有鸭血汤。粉丝是后来加进去的。”地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一体两面，是个不断建构，不断更新的过程。
展开剩余78%叶兆言
哲贵的思考则在“虚”与“实”之间穿梭。移居杭州后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：“杭州的‘虚’已经进入我在温州长出来的‘实’。”他笔下的温州“信河街”，开始与白蛇传、梁祝等杭州民间传说交织，《仙境》《化蝶》等小说便是鲜明的例证，最新的作品《造车记》更是这一脉络的延续。对他而言，地域文化的滋养体现在虚实相生的创造性转化中。
哲贵
张楚眼里，冀东县城的“每个人都很普通，但每个普通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惊人之举”，不论是在喧闹的KTV里带着小弟观看南怀瑾讲佛经的老板，还是斩断婚外情，全心照顾植物人妻子的丈夫，这些生命中的“惊人之举”与复杂的内心图景带来的冲击驱使着他创作：“我为什么要写他们，首先我肯定是特别爱他们，其次我想把我对他们的爱用文字表达出来，让更多的人去爱他们。”
张楚
葛亮受到南京与香港两座城市的滋养，在他看来，两座城市的共同点便是“包容”。南京既有“大萝卜”式的粗豪直率，也有“美人肝”这般需要集四十只鸭子胰脏才能成就的极致精细。海纳百川的岭南文化同样如此，粤菜既包容万象，又能在流转中精益求精。这种精致与粗放的交融，恰恰是地域文化的共性所在。
葛亮
地域经验：扎根、迁徙与双城视角
地域文化在流变中不断重塑，作家们也同样在迁徙与流动中收获了丰富的地域经验，这也为他们的地域书写注入了新的维度。
葛亮的写作始于香港，这座百年城市对历史变迁的敏感，如同一次“躬身返照”，让他猛然看清了故乡南京被日常所掩盖的魅力。对他而言，南京是写作的温床，而香港则构造出一个写作的磁场。
从滦南县城来到天津后，张楚有种“前世今生”的感觉。天津融合了码头文化、商埠文化与外来文化，形成了其“古今交融、中西合璧”的底色。“我好像重新在一个地方慢慢成长，慢慢了解它、爱上它，以我自己的方式书写它。”
哲贵则笑称自己是从温州“逃”到了杭州，也许未来还会“逃”去其他地方。在他看来，文化认同有时可以超越真实的地理血缘，仅凭一个精神的“支点”便能建立。“人就是这样，没去过的地方也能够影响到你。”
与三位拥有迁徙经验的作家不同，叶兆言的文学生命与南京深度交织。在他看来，“南京是一个有着很多‘失败’的城市”，“你可以将南京作为一个平台、一个窗口，更好地叙述中国的故事”。从历史的纵深中，叶兆言收获了自己对南京对独特理解，从而构建起一个理解历史与文化的关键坐标。
反思地域：影响的焦虑与创作的突围
“我们对地域文化的强调，是否会造成对作品丰富性的遮蔽和对它们评价的拔高？”
翟业军
面对翟业军的提问，哲贵作为“文学新浙派”的推动者，回应了这一概念的初衷：“我们提倡‘文学新浙派’，是为了梳理前辈作家何以能够光芒四射，并从地域文化的传统中寻求创新与突破。”他坦言：“谁都不愿成为一个带有地域符号的作家，但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脱离不了地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。”
葛亮则强调了“对话”的重要性。“我比较重视的，不是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差异性，而是两者的对话。”他认为“新南方写作”这一概念的价值，正在于探索南北之间动态的文化交流。南来香港的众多作家为这片土地注入了丰沛的文学养分，而香港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场域，始终以其开放的姿态承载着南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。这种双向的滋养，正是“新南方”视野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。
地域写作，从来不是对地方风物的简单复刻，而是通过地方的“棱镜”，深刻地观照普遍的人性与时代精神。在全球化与高流动性的当下，地域书写的关键，也许是我们如何既汲取其丰厚的滋养，又能保持创作的独立与自由，最终讲述出扎根泥土、通向世界的好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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